一
王莽复了一辈子的古，最后身死渐台，落得一个头悬宛市，百姓分食其舌的下场。他绝对想不到的是，两千年之后，自己竟成了一个“穿越者”。在一些互联网讨论中，王莽是个融上古、西汉与现代于一身的人物。更有好事者，以国博所藏之“新莽铜卡尺”为例，言之凿凿地称王莽为货真价实的“穿越者”。
国家博物馆藏“新莽铜卡尺”
一些网络讨论将新莽青铜卡尺与现代卡尺对照，称是王莽“穿越铁证”
不过，王莽是“穿越者”，这一话题的“始作俑者”恐怕要追溯至民国时期的大学问家胡适。
胡适早年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这是他为王莽翻案的原因。民国十一年，胡适撰文《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文章的开头，胡适便说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胡适何以将王莽视为社会主义者呢？我们不妨看看王莽都做了些什么事。
王莽上台之后，由于他本性躁扰，不能无为，因而民多无所措手足。最为人所诟病的自然是王莽的经济政策。王莽施行“土地国有”、“均产”和“废奴”政策。“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此政策在当时就受到了质疑。中郎区博谏莽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此外，王莽还施行“五均六筦”制度。所谓六筦，是指对包括盐、铁、酒、钱布铜冶、名山大泽及五均赊贷进行国家管制。王莽统治期间还多次进行币制改革，相继推出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后又推行宝货制、货泉、货布。史载：“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胡适将王莽的井田制、五均六筦制等归纳为“国家社会主义”。胡适还颇为王莽鸣不平，他认为王莽的这些政策初衷在于“均众庶、抑兼并”。其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当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完备，这种大计划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时收效”。至于后来随着事态的变迁，胡适与社会主义渐行渐远自是后话了。然而，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王莽，此说大概是从胡适之后渐趋流行起来的。
在胡适的分析中，王莽推行“土地国有”并实行国家对工商业的强力管制，这些政策特征被直接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标识，从而成为其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胡适一个人的判断。在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思想资源中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如蔡元培就认为《论语》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诸言是在主张对内均贫富，而《礼记·礼运》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诸语’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意。《民国日报·觉悟》的记者力子也指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正可代表社会主义的神髓”。
显然，这些知识分子在看待社会主义的时候，都只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皮相。因为如果仅仅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均贫富”（分田地或公有制）或者“国家管制经济”（国有化），那就必然会推导出许多荒谬的结论。比如，早在汉武帝时代，汉朝就已经实行过盐铁官营制度。所以“在胡适之后，钱穆认为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专卖很像近代西方德国人所首先创始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有趣的是，胡适也指出，‘六筦’中的盐铁专卖并非王莽所创，此前汉武帝时已有施行”。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导，英法在17、18世纪所践行的重商主义莫非也是社会主义？众所周知，英法的重商主义，无论是法国的柯尔贝尔主义，还是英国的航海条例，其核心特征恰恰在于高度的国家干预：关税保护、贸易垄断、特许公司、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货币与贵金属管制。然而，社会主义的诞生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的。社会主义是贫苦大众发出的一声哀鸣，但这声哀鸣不是前现代的，而是后现代的。王莽只是那个一心复古的西汉巨君，从来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
二
王莽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倒真是一个“穿越者”。只不过此“穿越”非彼“穿越”，他不是从现代“穿越”到西汉，而是妄图从西汉“穿越”至三代。如果我们跳出封建王朝忠于一家一姓的政治规训，我们便不难发现王莽恰恰是“得位最正”的君王。因为王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践行了儒家政治神话中的禅位制度。当然，按照古史传说，上古三代尧舜之际皆行禅让之制。王莽正是假借汉氏承尧之祚，将王氏包装成舜帝之后。既然古有尧舜禅让，那么，王氏代汉自是应有之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古三代之事多不可考。20世纪兴盛一时的疑古派就曾提出过“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著名观点，在疑古派的研究中，禅让制是最受质疑的内容之一。因此，明确可考的、真正在历史上践行禅让制的第一人大约是王莽。
当然，后世之人享有后见之明的特权，如今我们都知道众人只是在陪王莽演戏而已。各地呈献的大量祥瑞不过是投其所好。王莽的禅让制实则是巧取豪夺。孺子婴4岁时被迫禅位于王莽，但王莽并不放心，他将孺子婴囚禁，禁止任何人与他讲话。孺子婴长大后，六畜不识，话也说不清楚，成了一个傻子。就连王莽的姑姑王政君最后都不愿意将玉玺交出去。汉书载，王政君“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矣”。
当然，演戏总归比赤裸裸的强权政治要好一些。五代之时，“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可见政治已败坏到何种程度。
况且，现在我们已不像班氏父子那般笃信《王命论》。这天下并非只有刘氏方能坐得。王莽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登上皇位之后，把天下搞得大乱、民不聊生。王莽登基之后，一意复古。在政治上，王莽改革官制。在中央官制上，“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在地方官制上，“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王莽又好改名，翻开《汉书·地理志》，大量的郡名后面都附有一个王莽时期的地名。除此之外，王莽拘泥名分、刚愎行事，执意羞辱周边的少数民族，比如一定要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王莽一朝，可谓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弄得四夷衅端四起，百姓倒悬，遂有绿林、赤眉之变。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王莽的锐意复古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异想天开。在西汉末年那个谶纬横行，政治话语幽暗不明的时代，王莽不是造时势的“英雄”，而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早在汉元帝时期，汉帝国所关心的中心事务便是一件复古之事。汉元帝笃信儒学，重用儒生，自毁汉家宗庙。因为根据《周礼》的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祖有功而宗有德。有汉一代，讫至元帝，宗庙繁多，已不符《周礼》。元帝遂行迭毁之制，“先后罢毁卫思后园，戾太子园，太上皇庙和孝惠庙以及一众郡国庙”。及至王莽之际，国师刘歆身为汉室宗亲又兼学界领袖的身份，但却为王莽篡汉摇唇鼓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元始四年，王莽上奏营建明堂、辟雍，并命刘歆主其事。其制度规模之宏阔，在当时堪称空前，由此迅速博得天下儒生学士的推崇。群儒相继上书，称此举较之“唐虞发举，成周造业”尤为有功，进而请求为王莽加崇殊礼，使其“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至此，王莽得加九锡，实已成为无冕之帝。因此，与其说复古是王莽一个人的狂欢，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集体症候。在王莽把天下搞得大乱之前，复古显然是得到西汉儒士群体的支持的。
然而，王莽的复古穿越真能成功吗？事实上，即便没有绿林、赤眉的起义，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王莽亦不可能真正“穿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王莽以为他自己在复古，其实是在革命。王莽在表现了惊人的历史主动性的同时，却在无意间成了被历史摆布的棋子。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王莽执意要复的古真的存在过吗？刘歆等人为王莽编织的三代之治是真的吗？即便我们不采康有为的学说，相信古文经的真实性，照着经书复古，这个古就能复得了吗？
所以倘若我们真能穿越至两千年前的汉末，当我们看到王莽、刘歆在复古的时候，他们每日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既有制度与观念的废墟之上，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莽的复古改制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像问题。在法国人那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耶·德穆兰、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王莽那里，他们则是按照汉代的谶纬神学，讲着汉朝的语言，在汉代的广袤疆土上，在秦制的土壤上虔诚地复兴三代之治。
三
在罗马神话中，有这样一位神——雅努斯（Janus）。雅努斯有两张面孔，一张回望过去，另一张则看向未来。西文当中表示新年伊始的一月即来源于此。王莽就是这样一位长着两张面孔的中国雅努斯。一些现代人认为他自未来“穿越”至西汉，西汉的人则认为他要“穿越”至上古。
最后，我们抛开历史中的王莽不谈，从记忆史的角度讨论一下“穿越者王莽”。“穿越者王莽”是历史认知错位、现代情绪向古代投射以及网络时代流量逻辑合力的结果。我们距离“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已近40年，历史并未如福山所预言得那样终结。相反，当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级流动日益阻塞之时，均贫富的口号在记忆中染上了玫瑰色的印记。然而，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我们不应忘记百年前胡适们所犯的错误。另外，“穿越铁证”一类的网络表达，也蕴含一种“发明游标卡尺领先世界1700年”自豪情绪。
“穿越者王莽”是网络空间天然青睐的流量命题。在信息高度过载的环境中，注意力本身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按照传播学与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判断，个体在信息筛选时，会优先对违背既有认知预期的信息作出反应。换言之，反常识并不首先以真实性取胜，而是以认知震荡取胜。在这一大众狂欢的网络空间中，无关左右，无关真相，流量对所有历史事件实现了最大程度的祛魅。历史人物由此不再作为需要被理解的对象，而是被转化为可供当下消费的符号资源。给王莽打上一个标签，制造“穿越者”的身份，显然是最符合流量密码的那把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