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纱窗会》剧照 （沈雪华饰演赵五娘，王良华饰演蔡伯喈）

　　□ 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 陈东 许镇焕

　　沈雪华，女，1938年生，广东潮州市人。读小学时开始参加潮州市第二街道办事处四大组业余宣传队演出，后宣传队转为正天香潮剧团而成为职业演员，在《纱窗会》《琵琶记》等多个剧目担任主要角色，参与《八仙闹海》《齐王求将》《三关排宴》三出剧目的录音，1978年在潮安文艺培训班任教，培养了不少潮剧后备人才。

　　正天香潮剧团

　　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年，1950年末，办事处号召各个大组（办事处属下的组织机构）组织宣传工作，其实就是上面有什么政策或紧急任务需要宣传，编剧先生就编写一个小节目，组织“厝边头尾”一些十一二岁的小孩在空闲时间集中起来演唱，那会儿节目很多。当时那个组叫第二街道办事处四大组业余宣传队。编剧先生俗名叫柯老三，本名叫柯静呆，他人特别好，把我们这些小孩都看作自己小孩一样。还有一位作曲老师，我已经记不起来叫什么了，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后来没有来剧团，只有在业余阶段。宣传队就是这两位老师为起点，一人写词一人作曲，离不开他们。宣传队男演员有蔡崇孝、王良华（又名王天赐）和黄汉章，赐兄晚些加入的；女演员我记得有良珠、桃姐、秀芬、黄妙娥，几个人一组。乐队人也不多，打鼓的是丁千林先生，乐队头手是周才先生。后来一位作曲先生我记得是林寿光。大组长是丁勤，还有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的林传耀，也是后来的团长，这两位就是宣传队的核心。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些，还有办事处两位主任也很热心，一位姓柯，一位叫业景，常常来关心我们，没有他们的重视也办不起来。

　　办事处就在现在的红厝埕。有一个大门楼，得走台阶下去，当时是地主厝，家里只剩下老大家（婆婆）、儿媳妇和女儿三人，她们住在前厅。那里很大，大门楼往下走到大埕，一半种着树，一半可以过去火巷，天井、后厅就在这，林团长当时就住后厅。这里就成了当时的活动场地，可以排练。

　　小孩们会在晚饭后集中，先学习编剧写的内容，词、唱段什么的，学好了就出发去演出。演出地点就在现在牌坊街要转入东门的这个路口，这里晚上最热闹，人最多，适合宣传，路人可以停下来听，也不会妨碍交通。我们就在马路牙子上，当时是一家食店，打鼓师傅和乐队坐后面，我们就在前面唱，路人听到了就凑过来看。有时候很热闹，得有六七十人在那听。

　　宣传组这段时间挺长的，得有三四年，从1951年起，一直到1954年还是1955年才转为半职业，1956年6月再转为职业剧团，也就是正天香潮剧团。期间我们都是积极热情地投入，甚至有时候还自己补贴一些东西。

　　“单线”舞台

　　我当时在城南小学读书，白天读书，晚上吃完饭就来参加宣传活动。组里的人相处得很融洽，就这么一直坚持着到能演大戏。当时编排了很多大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纱窗会》《琵琶记》，都是生旦戏，还都是全剧的。《纱窗会》一开始只演了扫窗那一场，后来可能柯老师给编成了全剧，演了一整晚，有头有尾的。《琵琶记》也是，就是《蔡伯喈别五娘》，剧情大同小异。其实一开始，宣传时期也好，业余时期也好，我演的就是“假男性”，做女小生，《纱窗会》我演的高文举，《琵琶记》我演的蔡伯喈。后来潮剧行业转大小生（即男小生），赐兄就演高文举和蔡伯喈，我则转来演王金真和赵五娘，这差不多是我转为职业演员的时候。演男角也演了至少三年，演了挺多戏的。我留着一张当时《纱窗会》的照片，和赐兄的合照，那时我才十六七岁，赐兄比我大七岁。

　　1959年之前还是“单线”角色，一天演三场，早上化好妆，八点多开始演出，一直到十一点多休息吃饭，一点多开始另一场演出，就这样这个妆从早上维持到晚上十二点多，“单线的”，没有人替换。有时候真的很辛苦，毕竟还是小孩子，但是大家都一样，而且氛围很好、很和谐，再累也坚持着完成任务。1959年末，余丽珊等人从汕头戏校毕业入团后，我不用再“单线”演出，有了去汕头戏曲学校进修一年的机会。这一年，老师在“唱念做打”各方面的正式教学指导，让我提高了不少水平。

　　1965年稻香和正天香潮剧团合团，很多人被 淘汰了，我也在1968年被下放了。1972年初，商业宣传队成立，需要吸收一些剧团的人，就来找我了，谈了很多次，我就应承了。那会儿演的戏有《迎风山》这些现代戏，到处去演出，就这样我在商业宣传队演了两年时间，因为身体原因才停止演出。

　　1978年，文化局的吴士衡局长和林继杰副局长他们来做工作，让我去戏校，便调了过去。那会儿是戏校第二期，有李玉兰等，第一期也有几个学生在校，像杨莉、潘亚顺和萧小玲。第二期学生毕业时演了《杨八姐闯幽州》。这一次演了整出戏，而且一出去就演了几个月。这一期的演出之后，戏校就分成了梨园学馆和潮安文艺培训班，分后没多久又合并了，合并之后我就调走了。

　　下乡演出记忆

　　想想还挺好玩的，那会儿我下午读书，晚上得到文祠、归湖、登塘等地演出，放学后就沿着田埂走，走到太阳落山了，刚好到那化妆，之后演出到凌晨一点。当时不只有一出大戏，三小时大戏前还有近一小时的短戏演出，所以起码要演出四小时，时间短了观众们还不乐意。那时候三更半夜特别冷，观众席放着“摔斗”（打谷桶），那些阿姨阿伯就坐在“摔斗”里面探着头看戏。我们演出结束后就立马收拾头饰、卸妆，然后再走回来，走到天色渐亮，一边走一边打瞌睡。真的很辛苦，脸盆什么的都得自己背着，除了被褥可以跟着道具让车载走，其他的日常用品都是自己背着。到乡下演出住老祠堂，睡的也是草垫，在大戏园演出偶尔才有床铺，我们都是在草垫上铺被褥，拿布帘隔开，里面一排女的住，中间一排住着领导，另一排给男的住，六七十人就这么挤一起住，领导那一排为了办公，多了灯光和桌子。但那时候大家都很投入，虽然很疲劳，但觉得新奇、有趣，自愿地来宣传，没有半点私心，领导说什么时间在哪演出，就都积极主动地参加，没有怨言。这一代人很能吃苦，也单纯，心无杂念，无论是谁，都做到对得起自己。现在环境条件、待遇什么好了，简直天和地的差别，所以更要知足、珍惜。

　　（本文根据沈雪华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