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月27日，中国高能物理领域少了一位领路人85岁的郑志鹏先生走了。

　　这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的核心建设者，τ轻子质量精确测量的领军者，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带着中国高能物理从追赶跑到并肩跑，让世界听到中国科学家的声音。

　　郑志鹏的科研基因，早在广西桂林的家里就埋下了。

　　父亲郑建宣是吉林大学物理系创始人，留英博士回国后一头扎进合金相图研究，家里最常见的画面就是父亲趴在桌上算数据，嘴里念叨"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虚的"。

　　这种"行动派"的治学态度，成了郑志鹏最早的人生教材。

　　1958年，18岁的郑志鹏考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同班同学里有后来造卫星的、搞核能的，一群年轻人挤在教室里听老师讲"两弹一星"的故事，眼睛里都闪着光。

　　1963年进了原子能研究所，他成了赵忠尧、张文裕这些"大神"的学生，每天泡在实验室，觉得自己像闯进宝库的孩子。

　　1969年那段日子不好过，科研基本停摆，实验室大门都上了锁。

　　郑志鹏急得打转，拉着几个同事偷偷找了间废弃仓库，想做国内第一块金硅面垒型半导体探测器。

　　那时候国外技术封锁，连张像样的图纸都没有，赵忠尧先生看他们折腾，悄悄把自己珍藏的外文文献抱过来，"慢慢啃，总会有办法"。

　　失败次数多到记不清，桌上的废材料堆成小山，终于在1972年做出成品，填补了国内探测器领域的空白。

　　这块探测器后来用在了多个核物理实验里，现在还在原子能研究所的陈列室放着。

　　1978年改革开放，郑志鹏成了"幸运儿"。

　　唐孝威带着10个人去德国DESY实验室，参与丁肇中主持的Mark-J实验组，他是其中之一。

　　刚到德国那会儿真傻眼了，人家的实验设备、数据处理方法，跟国内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丁肇中要求"每个数据都要反复验证三遍"，团队每天工作15小时，郑志鹏负责调试大面积闪烁计数器，常常在探测器旁一蹲就是一整天。

　　这段经历彻底重塑了他的科研观，原创性不是拍脑袋，是熬出来的真功夫。

　　从德国回来，郑志鹏接到了个硬骨头参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工程。

　　1981年邓小平批了这个项目，全国都盯着，毕竟这是中国第一个大科学装置，技术难度远超之前的固定靶加速器。

　　吴健雄先生当时就说"这对中国是个巨大挑战"，郑志鹏被任命为北京谱仪（BES）飞行时间计数器组组长，要啃下300皮秒时间分辨率这个技术难关。

　　那时候国内没经验，国际上也没多少人看好。

　　郑志鹏带着团队泡在实验室，画图纸、调电路，丁肇中隔三差五来现场指导，李政道也提了不少优化建议。

　　最紧张的时候，他连续一个月没回家，铺盖卷就放在实验室角落。

　　1988年对撞机建成那天，88岁的赵忠尧颤巍巍走到控制台前，摸了摸机器说"这辈子没遗憾了"，郑志鹏看着老师眼里的泪，突然觉得所有辛苦都值了。

　　BEPC刚稳定运行，郑志鹏又盯上了τ轻子质量测量。

　　当时国际粒子数据组（PDG）的数据显示，τ轻子和μ轻子的弱耦合常数对不上，轻子普适性这个物理学基本假设都要动摇了。

　　他带着团队决定用BES重新测，放弃传统方法，改用"能量扫描法"逼近产生阈值。

　　这方法风险大，需要极高的精度控制，团队在对撞机旁守了整整两年，记录了上百万个事例，终于在1991年把测量精度提升了10倍。

　　成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封面，国际粒子数据组立刻采用了中国数据，吴健雄专门写信来，"中国人在自己的加速器上做出了世界级成果。"

　　郑志鹏后来当了高能所所长，没闲着，推动BEPC亮度翻倍，还拍板建了西藏羊八井宇宙射线观测站，现在那儿成了国际高能天体物理的重要基地。

　　他带学生有个特点，不催论文数量，总问"这个研究解决了什么真问题"。

　　有个学生评职称时想凑成果，被他怼回去，"科研不是搭积木，要做就做别人没做过的。"

　　如今郑志鹏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东西还在。

　　BEPC升级成了BEPCII，仍是国际上研究粲物理的核心装置，他带出来的学生，不少成了高能物理领域的领军人物，儿子郑阳恒也是国家杰青，继续在粒子物理领域攻关。

　　去年他84岁时参加《传承郑建宣、郑志鹏父子物理学家传》发布会，握着话筒说，"做科学，既要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更要记得为什么出发。"

　　这句话，或许就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