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信息，正在“吃掉”我们的大脑

        你想坐下来认真做点事，但又磨蹭着不想开始，这时心里有个声音说：“算了，先玩一会再做也不迟。”这样一想，顿感轻松，刷了几个短视频，本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结果一刷就停不下来，不知不觉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最终今天还是没能做成什么事。你一边懊恼自己浪费在碎片化内容上的时间太多，一边又难以自制地每天重复这样的生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短视频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为完美匹配现代人生活节奏而设计出来的：无论哪一行，都拼了命地内卷，何况在工作之余，还要应付里里外外的一堆事，整个人就像在滚轮上，不由自主地奔跑，中间只有偶尔能喘口气。

        有些人自欺欺人地相信碎片化的内容能帮助自己“高效”地吸收知识，看个一两分钟的短视频就能轻松领会一本书里的“干货”，然而那其实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时间刷手机和看一整本书，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只是让你得到一堆碎片，后者却是自主投入、沉浸在一个完整知识体系中的过程。

        别看刷手机当时玩得爽，但事后你发现（当然，并不总能发现）根本没留下什么，那些时间完全就是被消磨掉了。和读书不同，刷手机不太需要动脑筋，因为很多人之所以这么做，本身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闲暇之余只想放松一下，乐呵乐呵，这个不搞笑，那就下一个。你觉得这太肤浅？但此时人们要的就是肤浅，毕竟深刻的东西太费脑了，还嫌自己不累吗？这是适应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娱乐方式，是电视肥皂剧的升级版。

        一直有人质疑这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付出不小的代价，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碎片化内容会一步步“吃掉”我们的大脑——永远刷不完的信息流，让你的大脑“开心”到停不下来，然而，你越是不断刷“猜你喜欢”的定制化视频，大脑的自控系统就越会遭到破坏。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是你在“主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实际上，你是被算法操控了，你已经不由自主，失去了自己生活的控制权。

        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美国学者迈克尔·梅泽尼希（Micheal Merzenich）多年来专注于研究经验诱发大脑可塑性问题，多年前就曾发出警告：智能手机的普及，可能会对年轻人的大脑发育产生不小的影响。他认为，生于数字时代的“数字原住民”，从小就沉浸在网络环境中，其大脑的可塑性会出现一些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固然也有一些积极影响，例如更敏捷的心理加工过程，然而更多的却可能是消极的：自恋、缺乏共情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暴躁易怒、极端化、注意力不集中、进取心不足以及脆弱的认同感。

        智能手机上的种种碎片化内容，都是为了能快节奏地带来即时的愉悦、兴奋乃至冲动，这相当于是不断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同时却会进一步抑制大脑前额叶的发育，这就让大脑缺乏一个自主控制的“刹车”机制。青少年原本大脑前额叶就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催产素和多巴胺倒是处于激增时期，这会让个体寻求感官刺激和冒险，如果再长时间处于一种快节奏、高互动的强刺激之中，大脑就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适应这种刺激，进而重新塑造自己的运行模式。简言之，你会感觉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似的，不停地想要享受那种即时的“快乐”。

        事实上，这就是成瘾机制的原理：任何成瘾物品，都是以“快乐”为由，让我们放松乃至最终丧失对自己的控制，至少短暂地逃避自己枯燥乏味的生活，然而这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新的麻烦。就像酗酒，很多人甚至谈不上喜欢喝酒，但酒后那种晕乎乎飘飘欲仙的状态，至少可以让他们忘记生活的困苦，至于酒醒后的头痛欲裂，且等到那时再说。

        从根本上说，真正的问题既不是成瘾物品本身，也不能责怪人们意志力薄弱，而是生活本身就让人痛苦厌倦。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孩子迷恋电子游戏？原因说到底也在这里：他们太缺少陪伴，学业又如此繁重，生活中找不到什么乐趣，此时，待在游戏的“迷境”里就成了孩子们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沉浸在其中，他们仿佛就可以忘掉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掌控着所有一切。他们以为自己逃离了现实世界，实际上却深陷在了虚拟世界中。

        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学毕业后有五年时间，我每天忙忙碌碌，即便下班回到住处，心里也烦躁得读不下任何书，只想做一些不动脑筋的事来消磨时间——那会只是还没智能手机和短视频，不然说不定我也会刷视频。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生活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才开始有意识地做出改变，重新夺回对生活的掌控，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至少花1小时读书。

        尽管如此，我也不能算已经成功，因为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时间更进一步碎片化了：家里的事更多了，工作却越发忙碌，而我还不时担心没能及时回应老板、客户或朋友。后来我才知道，还专门有个术语叫“错失恐惧症（FOMO, fear of missing out）”，指害怕错过某些让人激动或有趣的事件而产生的病态焦虑。有一次，九岁的孩子画了一幅漫画，抱怨“爸爸总是在低头刷手机”，虽然我以前总是以“爸爸在工作”为借口，但那会我心里不由得一凛：我是不是因为害怕错过了什么而刷手机，到头来其实错失了某些更重要的东西？

        这种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们可能是直接面对它的第一代人。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在上世纪末就预言了“我的日报”的出现：一个个人化设计的传播包裹，里头的配件都是事先选好的。乍看起来，那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然而这种个性化的定制，却可能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会被个人偏好带到一个想象不到的境地，就像是在不停地消费，看起来快乐无穷，实则过的却是一种奶头乐的失控人生。

        从历史上看，新的交流技术难免引发文化上的焦虑。1880年代，电话作为一种创新技术形式，也曾让人既兴奋又怀疑。美国传播学教授拉娜·F.弗拉克就认定这项科技会“拯救居住在偏僻农场上的妻子们的心智”，“从而减缓她们的孤独感”；反过来，刘易斯·芒福德则在《技术与文明》中担忧，以电话为代表的即时交流常不可避免地带有狭隘和琐碎的特性，“有了电话以后，个人的精力和注意力不再由自己控制，有时要受某个陌生人自私的打扰或支配”。

        这与当下人们对社交媒体、短视频等碎片化内容的反应何其相似，说“害怕大脑被短视频吃掉”，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忧虑自己的生活将不再受自己控制，而要被算法所支配。换句话说，人们的“自救”，说到底是对抗这种异化，想要夺回自己生活的掌控权。
确实已有不少人开始觉察到这个问题，而他们的想法和做法也都是类似的：只要你能克制住自己，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兴趣，那就将是你来选择对自己有用的内容，而不是深陷在其中。

        然而，无论怎样，这都意味着：面对隐形的控制力量，要完全诉诸个人的意志去对抗，问题是算法本身就是在迎合、利用人性，因而乍看是对抗算法，其实是在对抗人性，而对抗人性多半是要失败的。更进一步说，如果仅仅诉诸个人意志，那么总有一些人无法意志顽强到战胜自我，还是屈从于诱惑，继续沉溺在其中，此时他们还增加了一种自责：之所以没能做到，全怪自己意志不够坚定。

        从表面上看，问题似乎只是因为新技术让平台得以施行隐性的操纵、引导，只要贯彻技术以人为本的原则，培养个体的独立自主就可以解决。然而，真正“治本”其实需要重建我们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本身就太痛苦无聊，那难免就会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内在冲动，想要找点轻松愉快的乐子。这并不只是个人的事，而需要全社会都能在提供足够保障的基础上，促成一种更平衡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从更健康多元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乐趣，才能让我们的大脑不至于“被碎片化内容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