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与课程论的学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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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成宪教授新著《中国课程史》(上海教育出版社)以贯通古今的整体视野,以课程形态演进为分析框架,系统呈现中国课程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学科体系的历史演变,改变了课程史研究碎片化和相对薄弱的状况,标志着

  本文转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中国课程史》

  教育史与课程论的学术对话

  董洪

  

    学校教育的核心是学校课程,教育改革常常体现为课程改革,历史上的教育改革基本上都围绕着课程改革展开。在当代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课程问题成为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热点和焦点。百年来,西方各种课程理论被不断引进,有关课程、教材、教法的本土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在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便是对中国教育历史源流与知识谱系的系统研究。杜成宪教授新著《中国课程史》(上海教育出版社)以贯通古今的整体视野,以课程形态演进为分析框架,系统呈现中国课程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学科体系的历史演变,改变了课程史研究碎片化和相对薄弱的状况,标志着中国课程史研究进入体系化建构的新阶段,为构建中国课程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学术支撑,是一部在中国教育史与课程研究领域都具有首创性与奠基意义的学术著作。

    史学著作的灵魂在于其史观与叙事框架。《中国课程史》最大的贡献便是其叙事框架的创见:从“朝代更替”到“课程形态演进”的叙事转变。作者打破传统的以朝代更替划分历史阶段的方式,转而依据课程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来重构中国课程的知识谱系。在此新框架下,中国课程史被划分为四个逻辑清晰、内在关联紧密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六艺”时期(古典分科课程)。以培养贵族君子的实践性技艺与礼仪为核心,体现为一种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技能本位的课程形态。

    第二阶段:“五经”时期(古代文献课程)。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课程转向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文本阐释,确立了以经学为载体的、知识与价值高度统一的文献课程形态。

    第三阶段:“四书”时期(古代文献课程的重构)。在宋明理学思潮推动下,课程体系内部发生重组,“四书”地位跃升,形成了一套更为精致化、哲学化的经学课程新体系。

    第四阶段:“科目”时期(近现代学科课程)。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课程形态解体,代之以源自西方的、以知识门类划分的现代学科课程体系。

    这一框架成功实现了教育史与课程论的理论对话。它将中国的课程演变从王朝兴替的背景板中解放出来,使其自身的演化逻辑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轴,中国课程的发展不再仅仅是一串历史事件,而是呈现出内在的教育理念和文化价值贯穿始终的逻辑,清晰地体现了中国教育传统的内在连续性,为读者提供了一把理解中国教育内在发展脉络的全新钥匙。

    总之,本书不仅是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课程发展史,更是一部解码中国传统教育基因的文化史;不仅开辟了中国课程史研究的新天地,而且可以为当代中国课程改革提供历史镜鉴;不仅很好地提炼和展示了中国传统课程文化的精髓,而且为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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