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人类进步多次被严重拖慢或打断，原因各不相同。有些发明（例如“柔性玻璃”）如果在当时被接受，可能早就彻底改变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但现实中，往往只因为某一个人的阻挠或干预，就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的负面后果。下面要介绍的这8个人，几乎凭一己之力就对人类整体进步造成了严重伤害。
1.盖·德·尚利亚克（Guy de Chauliac）
外科医生盖·德·尚利亚克曾强烈抨击西奥多里克·博尔戈尼奥尼（Theodoric Borgognoni），后者主张正确的伤口处理方式是：清洗伤口并予以妥善包扎。尚利亚克厌恶这一新观点，因为它背离了古希腊外科医师盖伦的传统教导。他的反对却被广泛接受，直接导致外科界在600年间忽视了“伤口消毒”这一关键理念，而这本可以对人类进步产生巨大影响。
尚利亚克是中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他的著作一直到17世纪仍是外科领域的标准教材。他严格遵循古希腊外科大师盖伦的手术方法。
尽管盖伦在解剖和外科领域曾是先驱，但他的一些方法在尚利亚克所处的时代实际上已经落后了多达七千多年。然而，由于他的研究成果常被与宗教绑在一起，长期无人质疑。
和当时许多外科医生一样，身为盖伦忠实追随者的尚利亚克在外科界极具影响力，因此他极力反对一位名叫西奥多里克的“理发外科医生”提出的新方法。那时，人们通常会往受伤士兵的伤口上浇煮沸的油来处理。
长期在战场一线救治伤兵的西奥多里克发现：清洗伤口并牢固包扎要有效得多。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受过“正统”训练的外科医生才值得信任，即便理发外科医生在处理伤口方面经验更为丰富。这种偏见让士兵们又多承受了许多年的痛苦与死亡。
2.提比略·凯撒（Tiberius Caesar）
据当时的罗马朝臣彼特罗尼乌斯（Petronius）记载，柔性玻璃的发明者被罗马皇帝提比略·凯撒处死。凯撒认为，如果这种玻璃问世，很可能会比金银更贵重，因此下令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柔性玻璃是罗马帝国时代（约公元前14年）的一项失传发明。发明者曾带着一个由柔性玻璃制成的碗，在凯撒面前展示。人们当场对其进行测试：试图将碗砸碎，却只砸出一个凹痕。发明者随后只用一把锤子就把碗敲回原形。
当发明者向凯撒保证，只有自己掌握这项技术时，提比略下令将他处死。据当时身为皇帝心腹的彼特罗尼乌斯记载，凯撒担心柔性玻璃会比金银更值钱，从而颠覆现有的财富体系。
后来，除了两位文献编纂者在著作中提到过这种发明外，柔性玻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一个传说。直到现代，它才以光纤等形式“回归”，并在通信和科技领域为人类提供了巨大帮助。
3.小托马斯·米吉利（Thomas Midgley, Jr.）
这位化学工程师发明了含铅汽油和氯氟烃（CFC），名下拥有数百项专利，但由于这些发明对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他的“遗产”几乎完全被负面评价所笼罩。有历史学家评论说，这个人“对地球大气层的影响，比地球历史上任何一种单一生物都要大”。
1921年12月，米吉利首次接触到四乙基铅。此后在商业推广中，大公司刻意回避使用“铅”这个字眼，以免让公众意识到汽油中含铅。
不久，生产乙基汽油的工厂工人开始大规模出现铅中毒，发明者本人也一度出现铅中毒症状。
后来，他又研制出可用于室内制冷的氟利昂（Freon），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被广泛用于空调和冰箱。早在192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就已警告含铅燃料及铅生产的危害。
直到1996年，世界银行才全面停止对含铅汽油项目的投资，欧盟则在2000年才跟进。仅在美国，就有大约700万吨含铅汽油被排放到大气中。
4.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II）
早在15世纪80年代，奥斯曼帝国已经知道印刷机的存在，却始终不许用它印刷阿拉伯文文献，直到1727年才有所松动。根据巴耶济德二世的敕令，印刷任何伊斯兰经典或阿拉伯文字都被禁止；这一禁令在1515年又被他的儿子重新确认，并规定违者可被处以死刑。
奥斯曼帝国的印刷禁令常，被看做是出于对人类进步的偏见和敌意。
尽管土耳其人酷爱优雅的书法美感，也迷恋纸页上墨迹闪光的质感，但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统治者之所以抵制印刷术，是因为他们宣称印刷术是“异教徒的发明”，使用它是“罪过”。
起初，统治者只禁止印刷宗教书籍，后来才在18世纪逐步放宽这一全面禁令。1727年，伴随奥斯曼帝国“工业革命”的开启，帝国内第一家由穆斯林拥有的印刷所才得以设立——而这比纽约开设第一家印刷所晚了整整36年。
5.巴赫提亚尔·吉尔吉（Bakhtiyar Khilji）
巴赫提亚尔·吉尔吉是一名突厥入侵者，被认为于公元1202年焚毁了那烂陀大学。据说，他震惊于印度学者和教师掌握的知识竟远胜于他的同胞，便下令放火烧毁那烂陀的图书馆，焚毁的手稿多达九百万卷。
当时，吉尔吉统治着北印度的一些地区。后来他身患重病，有人告诉他，那烂陀大学的阿育吠陀（Ayurveda）系是当地最好的求医之处。他不愿相信印度医生的学识会比他的“宗主”更高明。
为了保命，他最终还是求助于那烂陀大学阿育吠陀系的负责人阿阇梨（Acharya）。吉尔吉提出一个奇怪的条件：他拒绝服用任何药物。医生们接受了这个挑战，决定在不给药的前提下治好他的病。
医生递给他一本《古兰经》，要他按指示诵读其中某些章节。最终，吉尔吉真的康复了。医生随后透露，他在经文的页面上涂抹了药物，吉尔吉在诵读时无意中接触并吸收了药效。
得知真相后，吉尔吉对他们的医术与智慧感到震惊，却并未心存感激，反而决意摧毁佛教与阿育吠陀的根基，最终导致那烂陀大学被焚毁。
6.罗伯特·麦克斯韦（Robert Maxwell）
他提出了“让科学出版变成一门生意”的理念，导致许多科学家因为高昂的刊费而无法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了避免费用，研究者只能转投非商业期刊，但这些期刊的影响力远不及商业期刊。
科学实验的发表费用高得惊人，这对科学发展极其不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把科学出版变成巨大利润产业的，正是英国臭名昭著的大亨之一——罗伯特·麦克斯韦，他把科学出版业扩张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结果，像英国化学学会这样的机构出现了长达数月的稿件积压。科学本身正处在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阶段，而麦克斯韦恰恰在此时建立起这个商业帝国。对那些希望合作、并让自己研究在全球传播的科学家来说，他几乎垄断了“通往世界舞台的入口”。
到20世纪60年代末，商业出版已经成为默认的行业规则。麦克斯韦向世人展示了，一家出版集团可以对全球科学家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力。科学家们也不断对这种高利润模式提出质疑。
然而，图书馆和大学早已纷纷上钩，开始为高价订阅买单。结果是，许多科研成果被锁在昂贵期刊之后，或只是以免费形式挂在无人问津的小平台上，实际影响力极其有限，几乎等同于在黑暗中“消失”。
7.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
韦克菲尔德及其同事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论文《儿童回肠淋巴结结节性增生、非特异性结肠炎与广泛性发育障碍》（Ileal-lymphoid-nodular hyperplasia, non-specific colitis, and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in children），这篇论文点燃了“反疫苗运动”的导火索，而这一切不过源于他对自己假设的过度自信。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国家出现了质疑疫苗安全性的团体，其源头正是韦克菲尔德及其同事对12名儿童进行的一项造假研究——他们虚构了MMR（三联疫苗：麻疹、腮腺炎、风疹）与自闭症之间的因果联系。
此后，他因职业不端行为被吊销行医执照。即便如此，韦克菲尔德仍在为自己的行为和结论辩护。1998年，《柳叶刀》（The Lancet）刊登了多篇关于他研究的报道，但这些研究在方法学上极其薄弱。许多医生认为，这类错误信息，在应对一场传染病大流行时，可能成为最致命的风险之一。
后来，他的论文被重新审查，发现其中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冲突，并被批评对未成年人实施了不必要且不合伦理的医疗操作。大量流行病学研究最终证实，接种MMR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联。
8.托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
李森科是一位苏联生物学家，他否定格里高尔·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试图以所谓“新农业理论”来改造农业。他声称，只要把同一种作物的种子密集播种在一起，植物之间就不会为养分竞争。这些错误理论最终导致数百万农民死亡，也为后来奉行李森科学说的国家埋下大饥荒的祸根。
李森科的研究延长了苏联饥荒的时间，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用伪科学的农业实验，将无数人推向饥饿深渊。上世纪30年代，他被任命为苏联农业最高负责人，鼓吹一种被包装成“马克思主义生物学”的理论：环境可以完全塑造动植物，而遗传规律并不重要。
他主张通过将种子浸泡在冰冷的水中，使农作物在一年中不同季节发芽，并许诺能大幅提高粮食产量，把荒地乃至西伯利亚都变成农田和橘子园。他还以推动所谓“农业现代化”为名，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
按照他的“物种生存法则”，他要求农民把同一种作物的种子尽可能密集地播种，理由是“同种植物之间不会相互竞争”。
他还要求农民停止使用化肥和农药。结果是，按照他的方法种出来的庄稼，不是死亡，就是腐烂。而那些引进并奉行李森科理论的国家，也因此爆发了规模更为巨大的大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