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房子走廊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每家门口都摆着煤炉子、自行车和各种杂物，炒菜的油烟味儿混着邻居家孩子的哭声，一天到晚都热闹得不行。后来小学四五年级，我们家搬到了北新桥这边，原先是明末时候的王承恩府，说来也巧，那位王承恩公公当年是崇祯皇帝身边最信任的人，可惜历史翻篇后，这地方早就没了当初的模样。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满眼都是热火朝天的大工地，推土机轰隆隆响个不停，灰尘漫天，谁能想到几百年后，这里会变成我们一家人最熟悉的家呢。

　　九十年代初，大院里接连盖起了五栋六层单元楼，我们家属于第一批搬进来的住户。院子门口有个传达室，早晚都有人守着。晚上九点多，铁栅栏大门咔哒一声就锁上了。那时候私家车还很少见，大多数人上下班靠两条腿或者挤公共汽车，晚归的人只能从传达室旁边的小铁门进出。守门的钟大爷特别有派头，嗓门洪亮，眼神跟鹰似的，性子也急，谁家孩子淘气跑出大门，他老远就能喊住。平时他捧着一大瓷缸浓茶，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会儿跟张婶聊两句菜价，一会儿又跟李叔吐槽单位的事儿。院里谁姓什么、住几号楼、家里谁在哪个科室上班，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就跟一本活户口本似的。

　　信件和报纸也都在传达室登记，钟大爷用粉笔在门口小黑板上写收件人名字，谁路过看见了就自己去拿，拿完再把名字擦掉。那块黑板每天早上都写得满满当当，像个小型公告栏。谁家订的《北京晚报》到了，或者外地亲戚寄来的信，大家伙儿互相提醒，生怕谁漏了。这样的小事，现在想想挺琐碎，可当时就是大家伙儿生活的调味剂。谁要是好几天没见人影，钟大爷准会嘀咕一句，这家子是不是出差去了？邻里之间这份熟悉劲儿，是现在很多高楼小区里再也找不回来的温度。

　　楼房虽然新盖，可设施还带着浓浓的单位时代痕迹。每家都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了，但热水还是得去打。每天清早，我妈就塞给我一个大暖瓶，让我去食堂门口排队打开水。锅炉房里蒸汽呼呼往外冒，师傅们用铁锹铲煤，汗水把工作服都湿透了。大家排着长队，有说有笑，谁家暖瓶漏水了，前面的人还会帮忙扶一把。澡堂子每周开放两个下午，免费，谁都能去。我常约着院里几个小伙伴，一起拎着盆、毛巾、香皂、洗发水和换洗衣服，浩浩荡荡地杀过去。路上总有人忘带东西，到了澡堂门口又得折回去取，常常闹出笑话。可每次泡在热腾腾的大池子里，听着水龙头哗哗响，身上灰尘一冲而光，那种舒服劲儿真是没法说。

　　澡堂子里不管是普通职工、领导还是家属，一律平等。没听说过给谁单开小灶或者雅间，大家光着膀子聊天，聊孩子学习、聊单位奖金、聊菜市场今天黄瓜多少钱一斤。那种不分高低贵贱的氛围，是那个年代最朴实的人情味。现在有些地方讲究分层消费，领导有专属休息室，普通人只能排队等位，想想都觉得隔得远了。你有没有想过，当年大家洗澡都挤一个池子，到底是因为条件有限，还是因为人心还没那么复杂？

　　外公外婆单位就在院子门外胡同两侧，中午下班，职工们呼啦啦全涌进大院食堂吃饭。外公是食堂炊事班长，厨艺好，脾气也倔，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沾着他的光，我每天放学都能溜进后厨玩。可外公原则性强，除了刚出锅的窝窝头或者叉烧包，其他东西碰都不让我碰。食堂房子特别大，房顶高高的，能坐两百多人。周末中午吃完饭，这里常常免费放电影。门都不用票，胡同里的老街坊熟门熟路就跑来，我们这群小孩更是疯得不行，抢着坐第一排，爆米花撒一地，笑声能把房顶掀翻。

　　大院最里面还有个更专业的影视厅，属于中国新闻社的办公楼。近水楼台先得月，刘晓庆早期的电影，我就是在这儿免费看的。逢年过节，这里还办交谊舞会，职工家属都能来跳舞。灯一亮，音乐一响，老的少的都下场，笨手笨脚的也跟着扭，笑成一团。那时候跳舞可不是什么高雅事儿，就是大家伙儿找乐子，放松一下。

　　院里孩子多，还有一批比我小的。为了解决双职工没人带娃的问题，单位把一个小园子改成了托儿所，请退休的老职工帮忙看着。老人家耐心好，会讲故事，会哄睡觉，我们放学了也爱跑去凑热闹。这样的日子，简单却踏实，大家像一家人。

　　前两年我回去看过一次。大院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外公单位搬走了，楼房外墙刷成了灰色，像老北京四合院常见的颜色。小卖部拆了，食堂关门了，院里停满了私家车，晚上大门也不锁了。很多老邻居把房子卖掉搬走了，新来的大多是年轻人，北漂一族。他们或许刚毕业，或许拖家带口，在这里落脚，追梦，磕磕绊绊地开始新生活。也许某天晚上，他们也会在楼道里闻到邻居炒菜的香味，也许会在传达室旧址的位置发呆，也许会在某个周末想起，这里曾经有过一群人，一起打水，一起洗澡，一起笑，一起闹。

　　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变了，可人心里那份对温暖、对邻里、对简单日子的向往，从来没变过。那些年，我们没有很多钱，却有满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现在物质丰富了，高楼林立了，可偶尔深夜想起当年大院里的灯光和笑声，心里还是会软一下。生活到底是什么？大概就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常，拼在一起，成了我们最珍贵的一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