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元月，我参加了北大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中西文化比较讲习班”，坐在台下仰望台上，每天轮换的国学大师从梁漱溟到杜维明应有尽有，受益匪浅。半年后，我从湖南调回广州工作，第一件闲事就是去找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这便是那次讲习班留给我的后遗症。
本来康有为或者万木草堂在我上美院的年月就应该上心，何况那时候我已经买了崔尔平校注的《广艺舟双楫》，但事实是非要通过像讲习班这样的引导或鼓动，某种时代氛围下的文化激情才上得来，变成只有自己才懂的行动，这大概就是教育的作用吧。
书上说，万木草堂所在的长兴里是在中山五路（或者中山四路？我至今也分不清四和五的分界在哪里），那一块地方在上世纪80年代可不是今天高贵的样子，说是黄金宝地，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街铺层层叠叠，人流特别密集。
我从文德路口一直走到仓边路口，硬是找不到长兴里，于是就在一个程控电话摊给在仓边路上班的朋友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长兴里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放下电话，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发现我竟然就站在长兴里的门楼底下打电话，只是门楼上的字迹的确太模糊了，或者还被周围横七竖八的东西遮挡住了，从大街上走过时根本看不到。
我带着兴奋走进长兴里，很快就到了万木草堂的门口，大门是可以推开的，但见不到跟康有为相关的什么东西，占用它多年的锁厂既没有搬走也停止了生产，整个景象就是时间好像停顿了。这就是文博事业大发展前期的情形，似乎也说明了历史是通过寻找才存活下来的道理。
这种寻找对关心历史的人来说，其实比把什么都送到跟前更加有意味，因此在文物保护、古籍整理以及口述历史等等方面，如何把握新与旧的度便成为了一个文化上的观念和趣味的问题。我想，广州的城市历史也一定是在更高的维度被不断寻找和陈述，我们应该不断地关心它，不凭一时的激情去喜欢它。
文、图 | 陈侗
统筹 | 吴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