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登机时，简·伯金正与她那只常年装满剧本、尿布等杂物的草编篮子搏斗。她伸手想抓行李舱的把手时，篮子倾倒，东西撒在邻座身上。对方原来是法国奢侈品公司爱马仕的首席执行官，立刻提议为她定做一款带内部口袋和安全闭合装置的手袋。伯金在一张呕吐袋上草草画下自己的需求，“伯金包”就此诞生一只用上等皮革制成的宽大梯形包，配有小挂锁。如今，一只全新伯金包的起价约为1万英镑，而那只为伯金本人定制的原版，则在今年夏天以740万英镑的价格拍出。

　　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反复讲述，正是因为它简洁地概括了简·伯金人生的主要节奏。首先是她的淡然——这位英法混血歌手兼演员似乎从不主动追求任何事，一切都像是自然降临。随后是她在陌生男子的膝上被尿布等东西打翻身的毫不尴尬。最后是她对巨大财富的从容不迫。伯金著名的“非敬畏”态度体现在她会把包装饰得花里胡哨——挂坠、珠子、贴纸、丝带等。这个夏天，个性化手袋的潮流无处不在，成为更大范围的伯金美学复兴的一部分，搭配阔腿中洗牛仔、农家纱质衬衫和芭蕾平底鞋。想要避开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正因如此，玛丽莎·梅尔策（Marisa Meltzer）所著的伯金传记并未真正突破新局。梅尔策是一位记者，曾写过《伟格创始人传》和《千禧世代美妆公司Glossier》的书，却没有说服伯金的朋友或家人接受采访。（两年后，她在76岁去世，她的核心圈子仍保持沉默，这足以说明她在亲友心中的深厚情感与忠诚。）于是，梅尔策翻阅了自1969年伯金凭《Je T’aime … Moi Non Plus》走红以来的成千上万的报道和访谈。她还引用了伯金1957‑2013年间出版的日记。

　　结果是一部轻快的叙事，讲述这位未来明星16岁时离开怀特岛的寄宿学校，发现自己高挑、纤细、并性别模糊的形象正适合60年代的潮流，随后获得零星的演戏机会。到21岁时，她已经在安东尼奥尼的《吹牛》（Blow‑Up）中裸露出演，曾被电影配乐作曲家约翰·巴里诱惑、怀孕并分手。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67年她来到巴黎。她为一部电影试镜，男主角她以为叫 “Serge Bourguignon”，于是爱上他并搬到巴黎与之同居。塞尔日·“布尔吉农”·甘斯堡听起来就令人皱眉，尤其是他已经四十岁，却依旧执着于每次都要“惊世骇俗”。这种倾向在《Je T’aime … Moi Non Plus》被教皇谴责、BBC禁播时达到了顶点。自然，他对此欣喜若狂。

　　伯金与甘斯堡共度的十二年宛如一场疯狂的行为艺术。人们习惯了看到他们在Lipp餐厅酗酒打架，甘斯堡甚至携带枪支，宣称要对任何对她投以目光的人使用。伯金则一次冲动跳入塞纳河，随后又立刻爬上岸，浑身湿透（她抱怨自己伊夫·圣罗兰的衬衫永久缩水）。当她终于摆脱束缚，搬去与电影导演雅克·杜永（Jacques Doillon）同居时，读者乃至伯金本人都松了一口气——毕竟杜永虽同样控制欲强，却至少会洗澡（甘斯堡因不爱沐浴而闻名）。

　　梅尔策在细节上显得马虎，对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也缺乏了解。她把罗曼·波兰斯基称为“波兰出生”，却忽略了他其实在巴黎出生；并且暗示这座城市拥有若干“教堂”。更可原谅的是，她坚持认为简·伯金是20世纪后期音乐和戏剧的主要创作力量。

　　事实并非如此，这也正是伯金对男女观众持续吸引力的根源所在。即便在她去世前仍在安排演唱会，观众到场的目的并非单纯听她歌唱，而是想感受她的“气质”。而这种气质的具体内涵却难以拆解她既浪漫又放荡，英伦气质中夹杂法式情调，既是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又自称是“少女”。简·伯金拥有多重身分，除非有更深入的传记出现，否则她将继续保持神秘而令人着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