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周晓莉（右）耐心教当事人使用手机的各种功能。史可鉴 摄

　　　　“周法官，我这手机是真有毛病，你们得给我做主啊！”“那个质量合格报告我不认！他们年轻人用得好好的手机，怎么到我手里就成砖头了？”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里，七十多岁的樊老太神情激动、语气颤抖，这位白发老人固执地站在法庭中央，颤颤巍巍地举起新买的手机，屏幕上还留着未擦净的指纹印。

　　　　见她情绪不稳，承办法官周晓莉连忙温声劝道：“您慢慢说，咱们今天把问题理清楚。”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樊老太从经销商处购买了一部手机，但是在她的描述里，手机竟然被“魔鬼”附身了。“法官，这手机到了店家手里就能用，到我手里就没法用。他们非说这是软件问题，跟手机硬件没关系。”樊老太接着气哼哼地说，“我懂什么软件硬件？我就知道这手机不能用，他们还不给我处理，这不是欺负人嘛！”

　　　　然而，经销商和厂商给出了解释：“这款手机是经过国家质检和市场检验的，老太太所反馈的问题和我们手机质量无关。”这一听，周晓莉就想到之前一遍一遍教母亲使用智能手机时的场景，她寻思这个案子可能不是简单的产品质量纠纷。

　　　　庭审上，樊老太向法庭展示着手机的问题，她解锁手机时总要眯眼凑近屏幕、手指不断地在虚拟键盘上迟疑打转：“法官您看，这屏幕暗得怎么用啊？还有这微信，打开就闪退。”

　　　　周晓莉闻言走下法台，俯着身教她将手机的夜间模式关闭，屏幕随即亮了起来；再打开微信APP，指导老太太同意隐私授权，所谓的闪退问题也随之消失了。

　　　　樊老太忽然愣住：“哎哟！原来这图标是这么点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她声音也小了、气势也弱了。

　　　　话匣子就此打开，老人从手机问题说到儿子的冷漠。说到动情处，老人家布满皱纹的眼角泛起水光，嘟囔道：“我儿子总说他工作忙，让他教我使用手机他都不理睬，遇到问题还让我自己退货、维修，他要是有你这耐心，我也不至于还到法院来打官司。”

　　　　等樊老太太絮叨完，情绪也逐渐平稳，周晓莉再次细致地向她阐释法律关系，这回她终于意识到这个案子与手机质量没有关系，于是主动撤销了对厂商和经销商的起诉。

　　　　考虑到老太太平时一个人，怕她又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周晓莉又特地叮嘱她：“虽然这个案子结了，以后电子产品有使用上不明白的，还可以来找我。”樊老太悄悄抹了抹眼眶。

　　　　不久后，周晓莉收到樊老太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贴着熊猫样式的邮票，淡淡的樟脑香直冲入鼻，信纸上的字迹力透纸背。老太太写到：“以前总觉得打官司就是比谁嗓门大，现在才懂，法律这杆秤是要用心来校的。”想起结案后她在电话里欲言又止的感谢之意，原来这位古稀老人将她最大的感恩之情，全都交予这笔迹工整、墨香四溢的手写感谢信中了。

　　　　虽然结案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明确指标，但服判息诉与良好的社会效果却是永无上限的隐形“标尺”。结案不是终点，让老人家真正会用、敢用智能时代的电子产品，才能填平飞速发展下的“数字鸿沟”。或许该让法律的温度再贴近生活一些，毕竟法律的天平不仅要称量是非曲直，更要称量人心冷暖。那些藏在皱纹里的孤独、落在按键上的迷茫，终归需要整个社会俯下身去，轻轻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