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的衰败从何而起？乾隆所倚重的世臣、世仆与盗臣、贪臣有何关联？乾隆帝天资聪颖、熟读文史，又有着过人的洞察力，何以屡屡所用非人？近日，“钦案中的历史现场——《盗臣》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原国家清史办主任、《盗臣》一书的作者卜键，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与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郑小悠做客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围绕一桩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捐监冒赈案展开对谈，走近乾隆和那个时代，感知大人物的情感世界和细节描述的文字力量。
“钦案中的历史现场——《盗臣》新书分享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盗臣》以乾隆朝震动全国的甘肃捐监冒赈案为主线，围绕核心人物王亶望，用近乎“历史侦探”的细密功夫，把一桩二百多年前的巨贪案从故纸堆里完整复原。此案影响甚大，记载甚详，它背后折射出的是乾隆的用人观念，反映了当时官场的真实面貌，也预示了清代盛极而衰的历史走向。对于惩治官场的贪腐行为，乾隆帝一向出手凌厉，凡所发露，不管涉案人曾有多大功劳，皆予穷治。但吊诡之处在于：贪腐之臣仍如春韭般一茬茬复生，被逮讯处死的大员多曾备受倚信，钦派抄检审办者也不乏贪鄙之辈；沿此再加追索，又可知当时主政一方的督抚，多为大清的世臣（出身满洲和八旗者称“世仆”）。
《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事》
作者：卜键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11月
王亶望的身份，在清代官场堪称“世臣”样板——其父王师官至山西巡抚，门第显赫，子弟入仕自带信任背书。他本人少年得志，办事干练，乾隆中叶即外放地方，历任知府、道员，升任甘肃布政使、浙江巡抚，一路顺风顺水。然而《盗臣》一书中用档案织成的肖像，却让人看到这名“能吏”的另一面：在甘肃任上，他将原本以实物交纳的捐监制度改为收银“折色”，自定远高于常例的捐额，并与蒋全迪、王燧等心腹结成利益同盟。他们利用甘肃连年报灾的便利，虚报灾情，将赈银大半截留分肥。
为了完成《盗臣》一书，卜键历时多年，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内阁题本及《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等一手材料。据书中整理的抄家清单与口供推算，王亶望个人经手侵吞的公款逾三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甘肃全年财政收入的数倍。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双面操作：一面在账面上完成“捐监纳粮”“赈灾济民”的政绩，一面在私下行贿网络里安插“坐省长随”，使贪腐覆盖省、道、府、州、县五级；而在调任浙江巡抚后，他又捐出养廉银充作公用，主持海塘工程，俨然勤政为民的模范督抚。档案里的朱批常赞其“办事明白”“实心任事”，可见乾隆对他的信任曾达顶点。直到东窗事发，帝王的信任才化作雷霆之怒，这种反差本身，就是乾隆晚期用人与察吏矛盾的缩影。
活动现场，谈及创作初衷，卜键表示，自己曾在一份档案中看到，乾隆皇帝骂浙江巡抚是一个盗臣，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家这么高的大员，身为狗偷……这个故事在清代有很多人关注过，在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里有厚厚一沓，记录得很细，研究得也很细，把涉及的贪官名字、人数，杀头还是关起来的区分都做得很细。”这让卜键萌生了创作的念头，“我想写他们没有整理的东西，就是人性的东西、人情的东西……人心唯危、道心唯危。就是人的自信不要太强，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犯罪，我们怎么样在关键时候割断它？我想这是我力图发掘的，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清代捐监本为体恤寒士、充实仓储而设，但在甘肃因财政窘迫与监管松弛，被异化为公开的敛财通道。折色改革看似简化流程，实则切断了实物核验环节，为虚报与挪用大开方便之门。书中以档案里的捐监名册与实收银数对照，显示“十捐九虚”并非夸张。而冒赈的直接受害者是灾民。书中引用地方志与赈灾档册，还原了当时甘肃部分州县灾民在册却未得赈济的情形。一些州县官为配合上级捏灾，甚至逼迫百姓虚报名额，以凑足“受灾”数据来套取赈银。于是，国家的赈灾善政在基层变形为层层盘剥的分肥宴，百姓苦不堪言。这种由上而下的制度性掠夺，比单纯的贪腐更具破坏力。
郑小悠从清史专业的角度出发，介绍了这桩案件的来龙去脉。在郑小悠看来，历史写作有两种侧重：一种是根据文献写作，还有一种写法是从实践中提炼。而在李鸿谷看来，历史是人的历史，但历史写作中写历史中的人是最难写的，尤其是帝王将相最难写，“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所有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集合。你理解这个人，其实不是理解这个人是乾隆还是其他人，而是理解他背后所包含的所有的信息。我们很多写作，写历史书里的人，历史专著里的人，这个人其实是工具人、是概念人，是为了一个目的——皇帝是为了治理、将军是为了打胜仗，你是为了赈灾，都是工具人，只有工具的一面。另外一种历史中写历史人物，如果想让这个人物更丰富，更丰满，就变成小说了……人物要么失之呆板，要么失之想象。卜键这本书最好的地方是平衡了两点，所有的资料都有出处，材料本身表达人物、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是超乎想象的。”
记者/何安安
编辑/宫照华
校对/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