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口述历史

　　赶火车 冯骥才自绘

　　“塘沽短儿”是半个世纪以前由天津到塘沽的一班短程火车，由于两地直线相矩只有四十多公里，俗称“塘沽短儿”。这种慢车一分钟只能跑一公里，全程四十二分钟，四十二公里。我命中注定要坐三年的“塘沽短儿”，因为我初中毕业考高中填表时，父亲叫我在“是否住校”一栏中填写“住校”。他希望我能受到“集体生活”的磨炼。本市的中学有住校条件的只有塘沽一中，于是我被塘沽一中录取了。

　　当时我不知塘沽在哪儿，只知道挺远，要坐火车才能去。

　　我有点慌，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而且“塘沽短儿”这种车很糟糕，不只是慢，关键它不是客车车厢，而是货车车厢。这种货车车厢很像现在的集装箱，上下左右全是大板子，没有窗户，更没有座位。上了车，外边把门哗啦一拉，里边乌黑一片，对面的人也看不见，而且很快就给吸烟人吐出的烟呛得喘不过气。冬天从车厢缝往里边灌冷风，夏天只有散不出的热气，人们叫它“闷罐车”。全程四十多分钟里总有人憋不住尿，车箱的四个角是人们默认的撒尿的地方。尿味骚得叫人更受不了。车一停，人们像逃难一样争着从车厢里跳出来。跳不好崴了脚，是常见的事。

　　尽管如此，我每个星期必须要钻进闷罐车跑回家，周日在家赖上一天，周一天蒙蒙亮坐头班的“塘沽短儿”去学校。“塘沽短儿”是定时的，火车到了塘沽新河车站后，距离学校还有一段路，因为赶车、赶着上课，所以来回全是跑。星期天不能待在塘沽吗？不能，星期天学校校园里空无一人，我人生地不熟，不知找谁玩，不知干什么，而且我骨子里恋家，如果赶上周末学校有事不能回家，滋味可真不好受。我刚到塘沽不久，听人说塘沽距离天津市区并不远，能够走着回去，我就傻乎乎约上同班一个家在天津市区的同学结伴走回去。我们怕走丢了，沿着铁路走。那时贪玩，一路抓蚂蚱捉鱼，从早晨走到天黑才到军粮城，离市区还有一半的路呢。只好在军粮城车站等火车，等到凌晨才等到一辆由东北过来的“过路车”。买票上车，到了家，父亲正在卫生间刷牙。他拿着牙刷吃惊地看我，不明白我何以凌晨回家。

　　塘沽一中是老牌的中学，虽然远，但条件不错，有一些水平高、有经验的老教师，还有一座专供化学课使用的实验楼，这在一般中学是很少有的。学生多是渔家、晒盐厂和本地一些化工厂职工的子女，人都很朴实，由于从小喝含碱的水，牙都是黄的。那时塘沽地少人稀，校园里空地很多，是个踢球的好地方。可是这一切我都十分陌生。当时我十五岁，初次离家在外，我的家人都担心我怎么生活。从小生活起居、吃饭穿衣都由家里人管，现在我一个人怎么应对？塘沽这边只有一个表姐，她有家，工作又忙，平时照看不上我。

　　然而，很快我就和同学们融合在一起了。我的班级里，外地学生总共八个，正好住一间宿舍。方方正正的小屋里摆了四张上下铺的小床，每张床靠一面墙，四人上铺、四人下铺。我睡在靠窗的上铺，上铺清净，从窗户里还能看到宽阔的校园。虽然天天要无数次爬上爬下，但我从小淘气，蹿房越脊惯了，反而喜欢蹬上去跳下来。我的室友我全喜欢。一个个子高高而健壮的男孩是从河北石家庄来的，姓韦，家里排行第二，人称“韦老二”，为人热情开朗，爱打篮球，我俩没事就到体育组借个球去篮球场玩一会儿。两个姓杨的是亲兄弟，都很矮，四川人，喜欢古诗，我发现用四川方言念古诗非常好听，他俩常和我一起背诗。还有一个唐山人，瘦瘦的，爱吹笛子，可是他从来不在屋里吹，怕吵大家。大家合得来，爱听我讲故事。我书看得杂，记性好，满肚子故事，有从姥姥嘴里听来的，有从小人书里看来的，有后来读到的，缺点什么还能信口编圆。我讲故事时，大家听得入神，有坐着的、有趴着的、有闭眼躺着听我讲的，这使我很得意，有时熄灯后，黑着灯大家还要我把故事讲完。还有一个同学姓赵，这个人很怪，平时结巴得很厉害，十几个字要费劲说半天，但说外语绝不磕巴，说得滚瓜溜滑。我们那时学俄语，他一张口就像是一个苏联人。他是俄语老师的宝贝，外号叫“阿廖沙”。在这同室的同学中，只有一个姓金的同学有点坏毛病。我们八个住校生在食堂同桌吃饭，他总是第一个到，给大家打饭打菜打汤。我们的饭菜放在一种不大不小的搪瓷盆里，一盆菜、一盆汤、一盆馒头或米饭。每次吃饭的时候，大家赶到食堂，三盆饭菜都已香喷喷摆在那里。大家都挺感激姓金的同学，他说自己是班长，这是他应该做的。大家说还是班干部觉悟高，为大家服务。可是不久有传言说他偷东西吃，打菜的时候只他一个人，有人看见他偷偷从大家的菜盆里把有限的肉夹出两三块，藏在自己的米饭下边。这叫我们对他有点反感，不过大家在一起都挺要好，谁也不会当面把这种事说穿。

　　上了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仍然不行，数理化差，依然如故，但我对美术、文学和体育的热爱却开始显山露水。进入学校大门中间大道两边的黑板报，是我展示自己绘画与美术字能力的地方，每次我绘制黑板报时，都会围着一些同学看。学校油印材料，包括考试卷子，都叫我去刻钢版，我的字清晰工整。教美术的沈培炎老师特别喜欢我。他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住在校园内的一间平房里，晚上常叫我去看他画水彩静物，陪他聊天，他叫我担任学生业余美术组的组长。高二时我身高已经一米九，能双手扣篮，那时能双手扣篮的人在专业队也没有几个，打了几次全市的中学篮球联赛，有了点名气。高三时文理分科，我上文科，因为我要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在文科班，我比一般同学书看得多，经常在校报上发表一些自己写的古体诗，语文老师叫我做了文科的科代表。

　　从这些方面看，我在塘沽的生活还算美美的，但有一次出了意外。那天，我们校队与永利碱厂的厂队打友谊赛，球场在我们校园里，马上要开球了，韦老二没来，据说在开会，他是主力前锋，我赶紧跑去叫他。跑进教学楼一头闯进教室，看到那位姓金的班长正和五六个同学开会，都是班干部，韦老二也在。我朝韦老二叫：“快开球了，都等你了，快！”韦老二没说话，金班长却说：“你没看见现在正开会吗？”我说：“不行，他必须去！今天的球不好打！”班长像被触犯了尊严，发起火，居然对我很横，“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我当时不冷静，张嘴就说：“你们当个小头儿就这么凶，将来要当了大头儿，别人还活吗？”我哪知道这话是犯忌了！

　　我跑回球场。韦老二始终没露面，我也没兴致，那场球打得很糟，输得挺多，十分丢面子。

　　转过三天，早晨上课，我一进教室就觉得有些异样。所有同学看我的眼睛全是陌生的，没一个同学与我目光交流，教室里静得出奇。我个子高，一直坐在最后一排，我正往教室后边走，忽听背后传来班主任的声音，“冯骥才，你坐到前边来。”我扭头看，班主任站在黑板前，沉着脸，一种过度的严肃叫我紧张起来。他指一指第一排座位的最左边，那里有一个座位空着。我走过去坐下，才发现坐在第一排的不全是同学，还有两三位老师，有男有女，全都不认识，表情都很严肃。为什么叫我坐到第一排？难道今天什么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班主任先讲话。他说班上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便是前几天我和班长冲突的事——原来正是针对我！班主任说我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态度恶劣，但还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我的错误言论、对班干部的成见。这种成见不找找原因，不批评，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我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话，而且是对我说的，叫我心里挺害怕。

　　班主任接着说，今天要开一个“批评帮助会”，由班上的同学发言，通过批评，帮助我认识错误。于是就一个个上去发言。他们人人都拿着发言稿，看来是做了准备的。有的批评我的错误言论，有的指出我平日一些不好的表现，有的还说到我轻视数理化。我从小一直在家庭的、自我的、快活的世界里，如果调皮捣蛋过分，会在家里挨打，或在学校被老师训斥甚至罚站，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这场面很可怕。这一年是1958年，看来我与那时的社会生活相当隔绝。

　　叫我惊讶的是韦老二，他上台后居然“揭发”了我平日的一些言行，比如偷拿食堂饭桌上的馒头去喂野猫，比如我写给自己的一些诗有“悲观情绪”，他竟然把我的一些诗句背诵出来。再比如我曾说我家有个指甲刀特别好使，是美国的，他说我有“崇美思想”。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怎么现在会这样对我？

　　当同学们发言结束，班主任叫我上去谈谈“感想”与认识时，我都不知说的是什么了，我全乱了，崩溃了，我说得一塌糊涂，我的那些话好像不是我说的。

　　班主任却说这个“批评帮助会”开得好，不仅批评帮助了我，触及了我的“灵魂”，也提高了全班的思想觉悟，促进了团结。还特别表扬了韦老二，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好朋友不能护短，得敢于揭短。班主任的一句话叫我记得十分深刻，“敢批评才是真帮助。”如果我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将来弄不好真会出现“右倾”。这“右倾”二字我第一次听说，很多年后我才弄明白是什么意思。

　　当晚我依旧惊魂未定，一夜未合眼。同学们都打鼾了，我一直愣愣地躺着。我当时才十几岁，未经世事，没有经过任何磨难，完全不知如何应对，更不知后边会怎样，只是害怕，孤立无援。窗外乌黑空洞的天空中只有孤零零的一轮圆月，我第一次感到月亮不美，没有诗意，冰冷无情，银色月光极亮地照在我的床上、身上、枕头上，这时我有一个强烈又荒唐的想法——逃回家。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家。我甚至想趁着夜深人静，不出声音，马上离开。可是又想，回去后能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母亲吗？我怕他们骂我，怕给他们惹祸。这便使我更加感受到自己的孤立无援。生活已不是那么可爱了！

　　我一辈子——至今，也没把这件事告诉父母。但从此在学校里我像变了一个人。这个变化别人看不出来，我自己知道。经过此事，我好像多了一种本能，就是戒心。当然这还不是一种自觉，所以说是“本能”。我“本能”地不和同学们走得太近，不再想说就说，不把同室的室友们当作一家人。从此，我和班长的语言变成一种无言的客气的微笑，见面一笑，如是而已。我也不恨他，一切只怪自己。至于韦老二，与先前没什么太大的不同，一同上课、一桌吃饭、一屋睡觉，甚至还照旧一起打球，只是坐在一起没什么可说的了。有时他像以前那样与我勾肩搭背，我会感觉不舒服，感觉他对我有所亏欠才这么做的。唯一没什么变化的是阿廖沙，他在那次“批评帮助会”上一言不发，事后待我如常，他什么也没做，却叫我渐渐悟出这个人。

　　到了毕业前的半年，大家都紧张地准备高考。由于文理分班，班长和韦老二都跑到理科那边去了。人全分开了，我又是这边文科的科代表，关于我的那个“批评帮助会”，便没什么人记得了。我一心想报考中央美院，所有劲都往这上边使。我听说美院学国画也得考素描，我的素描不行，就找沈老师恶补。那半年沈老师住在校外，就叫我在他小平房的桌上摆一尊石膏像或几件静物，并把房门钥匙给了我。我天天在这小平房里画素描画到半夜，天天夜深时候才回到宿舍，悄悄爬上床睡觉。到了快毕业的时候，人人要各奔前程，往日握着的拳头松开了，互相的感觉好像也变了。塘沽一中报考中央美院的只有我一个，我没有同伴，也没人关心我，最多问我一句“准备得怎么样”，我说“还行”，仅此而已。我孤军奋战，然而今天来看，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日后的帮助很大。一个孩子要想成长一定要离开家，一定要陷入“孤立”。

　　1961年6月以后对于我是一段十分焦灼的日子。绝大多数毕业生都参加了高考。我由于考美院没有参加一般大学本科的高考，可是如果考不上美院，我就要由所在学校——塘沽一中统一分配工作，工作地点是塘沽本地的工厂企业。因为当年我来塘沽上学住校是带着户口来的，从户口所在地的意义上，我已是塘沽人了。我不能迁回天津市区，因为市区没单位要我。我的未来是与考取美院挂在一起的，如果考上美院，我的户口就会迁到北京。但我对考上美院完全没有把握，因为美院考什么、标准是什么，我一无所知，也无处去问，我的美院梦跌入了陌生的现实里。

　　选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清流：五大道生活》，作者原标题为《塘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