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祖锬

　　　　整理相册时，我发现一封早已泛黄的信件，仔细一看，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给我的复函，时隔近半个世纪再读，我不由得思绪翻滚。

　　　　1978年，年轻气盛、自视甚高的我，看不惯社会上的一些丑陋现象，提笔把自己思考多日的看法，洋洋洒洒写成一封万字信，其中有对“劳动成果与表现”“成绩与错误”“领导干部与群众关系”等时下热门话题的讨论。修改几遍后，我于1978年7月8日将这封万字信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能得到关注和讨论。

　　　　当时我在闽西的农场担任生产队长，深知劳动积极与表现好坏的关系，我看不惯那种劳动时磨洋工的人。因此我写道：“对普通劳动者来讲，除了遵纪守法外，主要就得劳动好。有人说劳动好坏是小问题，我要说，这是个原则问题。劳动是劳动者的本分，劳动越积极，贡献就越大，就说明他觉悟高、表现好……”

　　　　为了写好这封信，我连着好多天彻夜难眠。我有个坏习惯，凡思考问题，我都得把它想深想透，想到自己满意才能入睡。翻开那33页、每张400字的薄薄的方格纸，看到纸上幼稚但又清晰的钢笔字，我还是为当时自己求真的勇气而感到自豪。

　　　　那年8月10日，邮递员跑到田里，对我大喊：“你有一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我惊喜异常，没想到仅仅月余，便收到了回信。我的观点会被采纳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打开信封，见到了复函。在复函中，他们没有趾高气昂，也没有居高临下，而是非常诚恳地写道：“你认真学习、研究、写作的精神十分可贵，希望你能为繁荣、发展我国社会科学贡献力量……”即使他们未必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也用诸如“由于我院科研任务十分紧张，加之你提出的问题我院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的人员……”这种婉转平和的口气写出来，让我倍感温暖。要知道，当时的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下乡知青与农场职工。

　　　　我总觉得，做人要善良正直、要忠于自己内心的想法，不口是心非，不投机取巧，不做奸诈虚妄之人。这封复函并未打消我思考社会问题和写作的积极性，反而让我得到了莫大的鼓励。尽管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但就是从那时起，我更加关注社会问题，更加勤于思考，更加努力写作。我对身边的人和事，总是充满热忱，注意观察每一个细节，及时写下自己的想法、看法，自己觉得写得不错的，也投给一些报纸和杂志。比如《厦门日报》1979年6月就在“想想谈谈”栏目刊发了我写的一篇题为《是优越性，还是弊病？》的评论文章。

　　　　回头看，当时许多热点问题现在基本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社会一直在进步，人也不断在进步。回想这件事情，我还是非常感激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我的鼓励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