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故宫建院100周年，“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已于9月30日开展。其中，《清明上河图》时隔十年在故宫博物院亮相，人们为此而来，不惜排队数个小时，只为一睹其真容。其魅力究竟何在，又如何去领略故宫之美？
经历了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的祝勇，是近年写故宫最多的作家之一。故宫这片取之不尽的历史人文富矿，将激励他继续在其间耕耘。
1986年，作家祝勇从家乡沈阳来到北京。遍布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吸引着正读大学的他，而他最常去的几个地方里，就有故宫。
彼时还是游客的祝勇，完全料想不到，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他会与这座古老的皇城产生如此深厚的联结。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在那之前，北京市委宣传部开展了一系列筹备工作，其中就包括北京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祝勇收到邀请，对方希望他以总撰稿人的身份参与这项工作。
作家祝勇。（图/由被访者提供）
那段时间，他集中浏览了许多关于北京的史料，尤其是明清史。在那些日子里，故宫走进了他的生活，他从朱棣的故事讲起，在纸上一点点勾画出这个皇城的昨日与今朝。
2002年，《旧宫殿》出版，这成了祝勇书写故宫的开端。自那往后连续20多年，故宫一直是他的写作对象。他写故宫的建筑，写宫里生活的日常，也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发掘这座宫城与苏东坡、宋徽宗等历史名人的联系。
了解过故宫南迁的历史，许多人物的命运在祝勇心里沉淀已久，最后他决定写下小说《国宝》。（图/由被访者提供）
如今回看，祝勇将自己的作品分为宏观全景式与“微观故宫”系列。不久前，他的小说《国宝》问世，在讲述故宫文物南迁隐秘历史的同时，他的创作视野也从非虚构转向了虚构。围绕故宫，他做着更为多元的表达。针对这部作品，以及他早先所出版的“微观故宫”系列中的《在故宫寻找宋徽宗》《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新周刊》对祝勇进行了专访，以下为对话实录。
研究微观历史与推理相似， 文物是绝佳的物证《新周刊》：是什么契机让你把故宫与宋徽宗联系在一起？在此之前，你找到了故宫与苏东坡的联系，这种写作方法是如何探索出来的？
祝勇：故宫收藏着历朝历代的珍贵文物，其中就包括宋徽宗的书画作品，但很多人不太清楚这点，所以我觉得如果能从书画的角度来解读他们的精神世界，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有迹可循，而不是空泛地去谈，他们的那些艺术作品是绝佳的载体，也是连通他们精神世界的桥梁。我的写信过程有点推理的意味，根据历史现场的蛛丝马迹，从“物证”中推导逻辑关系，进而建构出一个历史名人的生命历程。
《新周刊》：在研究宋徽宗的画作时，哪个部分的史料或细节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祝勇：我在看宋徽宗的《瑞鹤图》时注意到这样的细节：画面上的叫宣德门，屋顶上有许多瑞鹤飞翔。这个祥和的景象是真实发生过的吗？画后面有题诗题跋，上面记载这是宋徽宗正月十六登上宣德门时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这是他亲眼所见。
但是我又产生了疑问：在开封那个地方，正月十六还是冬天，怎么会有仙鹤，而且还能恰好在皇帝上楼时起飞呢？这有些不可思议。
所以我先去查了鹤的习性，看看它们是否会这样；紧接着我又在史料中发现，紫禁城里有专门的道士驯养仙鹤。从明代反推宋代，信仰道教的宋徽宗可能也有这样的偏好。宋徽宗有自己的艮岳，当中也养着仙鹤，很可能在他登楼的那一刻，仙鹤被故意放了出来。这是一种推理，虽然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但我觉得它符合历史逻辑。
一幅画，我们不只可以欣赏它的构图笔法，还可以从历史中寻找这种细节，通过绘画打通各个学科的界限。当然我们要知道，没有绝对的微观，在做这些微观透视时，还需要具备宏观的眼光，了解更多的背景。
《新周刊》：你提到，“正是前期的自由，为他后期的不自由埋下了伏笔”，你从宋徽宗的艺术作品中，窥见了他的命运。通过故宫藏品，你对宋徽宗有哪些不同的认识？
祝勇：他的确不是个好皇帝，他当皇帝是阴差阳错，但最后的亡国其实也是因为历史积重难返，这当中既有他的个人原因，也有宋朝本身的各种弊端。经过了一代代的积累，这些矛盾最终施加到帝王身上。如果没有皇帝这个特别的身份，那么他很可能仅仅是位优秀的艺术家，就像苏东坡的好友王诜，他在政治上的路被堵死了，却达成了非常了不起的艺术成就。
可能是残卷的《清明上河图》， 隐藏着丰富的社会信息《新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将目光对准《清明上河图》的？这一作品有着较高的大众认知度，你在解读时是如何考量的？
祝勇：从20世纪50年代公开展出到现在，《清明上河图》在公众视野里已经有70多年了，关于它的专著非常多。我读专业论文和论著比较多，在涉猎过程中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争议，甚至有些到现在都缺乏有说服力的说法。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就思考：能不能把这些问题引向更深入的地方呢？于是，我开始了这部分的研究。
（图/《清明上河图密码》）
基于这一点，我想说，我写作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需要，跟流行与否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我写苏东坡的时候，他并不流行，后来他才逐渐成为某种社会话题。现在有些出版社让我写苏东坡，并给我可观的订金，我反而不想去写了。
《新周刊》：在《清明上河图》中，你不仅关注作者的创作，也关注画中的市井呈现，并且不断挖掘其中隐藏的社会信息。有什么细节是你觉得非常有趣的，或者是那个时代独有的？
祝勇：我觉得，过去很多人没有读懂《清明上河图》。他们不知道古代长卷的正确观赏方式。比如说，以前就有争论，人们说这幅画里的季节是有矛盾的，有人说画的是春天，有人则说是冬天。
实际上，长卷并不是像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样，把它全部展开，一览无余。过去这些画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个人收藏，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手卷的观者不会太多，一般都是个人握在手里自己观赏，最多有一二友人共同观赏，属于文人私人活动的一部分。
（图/《清明上河图密码》）
在看画时，双手握着画轴，一手展、一手放，每次展开大概几十厘米的长度，其实就是双臂自然展开的宽度。人们看到的永远是这样的局部画幅，人们眼里的画面是流动的，这当中具备了叙事性。像我们熟知的《韩熙载夜宴图》《洛神赋图》都是如此。这种流动性，也能展现时间的长度。
同理，《清明上河图》在流动的过程中，表现的不是单独的一天，而是一年。随着画卷展开，就到了冬天、春天，之后是夏天。秋天是画上没有的，但关于这个有争论——《清明上河图》到底是全卷还是残卷？
（图/《清明上河图密码》）
我认为是后者，我是从它的续跋里看出来的。里面有一篇明代的李东阳的跋文，他写这幅图长“二丈有奇”，换算成今天的长度大概是7米多，而我们如今看到的图是5.28米，相差了近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可能少了一个季节（的画面）。
这是我的推理，跟别人说过的是不同的。我写东西完全基于自己的思考，而不是根据别人的材料汇总，再用自己的话说一遍，那样的话，读者就没有必要再来看我的书。一定是有个性化的表达，作品才有价值。
故宫人的南迁历程， 也是民族成长的缩影《新周刊》：在做了大量扎实的内容研究后，你为何会将创作视野转向虚构，去写作《国宝》一书？《故宫文物南迁》可否视为你在写作《国宝》前的准备？
祝勇：很多人对文物南迁前后的过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写《故宫文物南迁》时，我寻找了大量的史料、文献，把这段历史还原出来。那本书是必要的，是后来作品的基础，但我觉得它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所思所想。那段历史中，许多人物的命运在我心里沉淀已久，最后我决定以文学的形式去表现它们。
（图/《百年守护》）
但是，文学与历史是有区别的。历史主要还是书写能看得见的部分，而文学则侧重于表达看不见的部分，就是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史学求真，而文学却是与人的心灵相通的，所以我决定创作《国宝》，写作过程中几度落泪。
《新周刊》：《国宝》的主人公那文松为了护送文物南迁，一路颠沛流离。你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否有参考相应的原型，或者说，他的身上汇集了那个时代从业者的哪些特质？你觉得，这些特质在当下如何传承？
祝勇：我觉得，他一方面是有敬业、坚守的职业精神，彰显了故宫人对待文物的态度；另一方面，他有中国人的美德。
比如，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们几人幸免于难。南京城门重新打开，本来他们可以跑出来，去追赶文物南迁的队伍，但是那文松对几个幸存者同人说“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办”。他说的事，是把那些遇难者掩埋了，看见他们入土为安，才能安心。
另外，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真实的中国人，身上都有各自的弱点。比如，那文松一开始就是个普通文人，娶妻生子，期望在北平过安稳生活。但他被历史推着往前走，不得不参与到文物南迁中，他也由软弱逐渐变得坚强。我想这是他个人精神成长的写照，更是我们民族命运的缩影。
延禧宫库房前搬运文物。（图/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
《新周刊》：《国宝》中的人物群像很精彩，比如军人蓝星宇在盗墓后躲进深山，在日军进犯时完成了自我觉醒；赝品制造师郎山岳，最后选择将文物归还给故宫。你在书写这些人的故事时，想传递怎样的精神？
祝勇：这些人物是纯虚构的。我希望，这本小说讲的不仅仅是故宫人，也能涉及那个时代的各个群体，这些人就是在抗战过程中逐渐觉醒的。我想展现更加立体的中国社会图景。抗战的确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也是中华民族的凝固剂，让我们团结起来，激发出血性。
“故宫热”是好事， 游客仍需加深认知《新周刊》：你曾讲，“故宫就是一本读之不尽的大书，值得用很长的时间去阅读”。如今回溯这20多年对故宫的探索，你觉得对这本“大书”的认知到了何种程度？与你最初的研究与书写相比，现在你眼中的故宫有何变化？
祝勇：我所做的不过是沧海一粟，因为才疏学浅，我只能触及一小部分。故宫的学问太深了，我在《故宫六百年》里就讲过，光是研究《四库全书》就出了很多大师，比如马一浮、陈垣等人。他们于我而言，简直是高山仰止。故宫的学问太深厚，学一辈子也不够。
（图/《且上书楼》）
《新周刊》：故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参观，你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你研究的视角或关注的内容是否会受到年轻人的影响？
祝勇：“故宫热”首先是件好事，游客年龄构成正逐渐年轻化，这是很好的变化。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游客都还需要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不是说到网红打卡地发个朋友圈、买个文创、留个纪念照就可以的，而是应该对文物本身有所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再有热爱，这或许才是真爱。
故宫代表了什么？它有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其实很多游客是不知道的。我举个例子，8月我们办了一个儒家文化展，从大阪市立美术馆借来了王维的真迹《伏生授经图》，结果很多的游客都只是在听导游讲后宫八卦。这种绝世珍品，一眼千年，一辈子也许只能有机会看这么一回，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去看，这是极大的遗憾。
2019 年，北京。一名市民坐在故宫门前。宫门内外，是穿越古今的灿烂文明。（图/聂一凡）
《新周刊》：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作为一个故宫人，也作为一个深耕多年的故宫研究者、作家，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触？
祝勇：自1925年建院以后，政坛纷争其实对故宫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故宫人坚守到今天，这是件特别不易的事情。经过100年的发展，故宫已经今非昔比，这依托于国家的自立自强。我觉得很幸运，经历了紫禁城建成600周年和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个人职业生涯中，仅此一次。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
总第692期《故宫百年顶流》
原标题：《祝勇：故宫的学问太深厚，学一辈子也不够》
作者 | L
编辑 | 詹腾宇
题图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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