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还没给他喘息的机会。顾颉刚在中央大学干得不开心，工资还常被扣，气得他直接辞职。辞职后，钱不够花，日子更难了。加上刚死了妻子，柏溪的医疗条件又差，他整个人心力交瘁。就在这时候，北碚的亚光舆地学社抛来橄榄枝，请他当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的社长，还给他20万的股份。这机会来得太及时，顾颉刚二话不说，带着全家搬到北碚。这一下，离复旦近了，复旦又来请他当教授。他心想，既然来了北碚，不去复旦讲两节课说不过去，就答应每周上两小时课。1944年2月，他正式成了复旦史地系的教授，月薪520元，每周得讲9小时课。

　　在复旦的日子，顾颉刚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第一门课是“史记研究”，每周讲三小时，从1944年3月讲到6月。后来又开了“春秋史”和“历史地理”，每周集中一天把课上完。1945年，他又加开“方志实习”和“沿革地理”。这些课讲得扎实，可他心里总挂着《中国通史》的计划。这本书是他一辈子的心血，想通过它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历史，激发大家的民族自豪感。可惜，忙碌的工作让他没时间推进这个大计划。他常跟人说，杂事太多，挤占了他做学问的时间，恨不得一天能有48小时。

　　顾颉刚为啥这么拼？因为他有股“事业心”。他觉得自己做学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他还办了个通俗读物编刊社，想让普通人也能读懂历史。可惜，战争打乱了一切，他的计划只能一拖再拖。1946年，他离开重庆去了北平，想重启《禹贡》杂志，还想找回以前的书和朋友。可现实又给了他一记重击。战后的北平，物价飞涨，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报纸上说，有的教授甚至摆地摊卖东西凑路费。顾颉刚也一样，回了上海后，生活还是紧巴巴。他接手了大中国图书局当总经理，还得应付家里婚丧嫁娶的大开销，经济压力大得让人喘不过气。

　　1946年底，顾颉刚短暂回了复旦，开设“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商周史”两门课。这次他可真拼了，一周的课时量相当于平时五周，每天得讲五小时。课程内容很硬核，讲《左传》、甲骨文、商周史料，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可惜，这段教学只持续到1947年初。他忙得没时间喘气，家里的开销又像个无底洞，让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949年上海解放，顾颉刚的生活还是没缓过来。物价高，工资低，他得养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诚明文学院请他去教“目录学”和“春秋左传”，他立马答应，因为不干就没饭吃。可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担心诚明文学院的工资不够养家，也怕大中国图书局没了他会垮掉。山东大学和复旦这时又来请他去教书。他推掉了山东大学，觉得搬家太麻烦。可复旦就在上海，他却还是没答应。为啥？因为复旦在江湾，离他家太远，坐公交得三个小时，身体吃不消。相比之下，震旦大学离家近，他就在那儿开了“专书研究”和“考证学”课。

　　1950年，顾颉刚的生活稍微有了点起色。朋友赵纪彬帮他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谋了个职位，参与筹备图书馆和博物馆。他搬到多伦路，一个人住了几天，总算能安安静静看会儿书。可好景不长，1951年复旦又来请他当历史系兼职教授。他本来以为每周只用上一天课，挺轻松，就答应了。结果一看聘书，竟然是专职教授！这下他急了，赶紧跟校方沟通，说自己还有大中国图书局和文管会的工作，实在没法全职。学校最后同意他先不开课，他松了一口气。

　　1952年，复旦社会系想让他教“民俗学”，他建议改成“中国民族史料”，这样既能教学生，也能整理自己的研究。可这门课又因为政治运动推迟了。那时候“三反五反”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顾颉刚作为大中国图书局的“资方”，得参加各种会议，精神压力大得不行。家里开销一个月要800单位，可他两份工作的工资加起来才400多，日子过得紧巴巴。他还得抽空编历史地图，忙得晕头转向。

　　1952年，复旦历史系调整，顾颉刚终于被定为兼职教授。可他还是担心全职会影响其他工作，怕工资不够养家。他写信给校长陈望道，说自己想推迟一年到校，好把手头的事处理完。学校给了他最高薪水，还答应他保留文管会的顾问职位，拿点津贴。顾颉刚感动归感动，可还是坚持推迟一年。1953年，中国科学院请他去北京工作，他最终选择北上，没能再回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