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你好，李焕英》曾经在前几年成为“现象级”影片，靠着导演真情实感的经历和主打母女情感的内容；

　　在收获大批观众的同时也斩获了超过50亿的票房。

　　这部影片在当时的大火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人代际观念中的一隅：母女之间的情感，比母子、父女、父子这些都要更加亲密。

　　传统上，我们喜欢说“养儿防老”，但实际上这个“儿”是一种泛指，代表的是子女。

　　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的家庭规模逐渐精简，代际关系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

　　晚辈相对而言更加自主，两代人之间也慢慢地从一起居住到晚辈婚后就分开住，乃至住在不同的城市。

　　这也导致“养儿防老”的说法逐渐开始“失效”——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在客观上增加了子女赡养老人的难度；

　　尤其是儿子，其同时也是丈夫和父亲，在多独生子女的这代人中，往往分身乏术。

　　接着上文影片延伸出的思考：“母女”之间是否会好一些呢？“养女”能否“防老”？

　　我们不妨先简单了解一个真实的故事。

　　北京的靳大妈（化名）和女儿分别独自生活在北京和广州，相距数千公里。原本老太太身子骨硬朗，这个距离的存在也并不会造成什么阻碍。

　　但随着她年纪越来越大、毛病越来越多，“养老”终究还是要提上日程。

　　指望不了别人，只能打电话“求”自己的独生女。

　　最终，母女两人以一种有点“商业”的方式达成了“养老合作”——靳大妈把北京的房子卖了，让女儿辞职，返京生活，同时照顾自己起居；

　　卖房的490万元则交由女儿自行处理。母女两人为此还拟定字据，白纸黑字写定了。

　　但意外还是出现了。

　　原本靳大妈自己租房住，中间住过一段养老院，当时的费用20万元是女儿一次性支付的。

　　但住了没多久靳大妈又后悔了，还是想租房住，养老院退回来的这笔钱就到了靳大妈自己手里。

　　女儿想让母亲返回来，老太太想拿在自己手里，争执不下，上了法庭。

　　关于母女的是非，旁观者自有定论。仅仅从以契约来让情感更坚固的角度来看，代际间的情感似乎并不足以达到顺利实现养老的地步。

　　尤其是基于金钱的衡量，这种契约极容易导致两代人最终对簿公堂的结果。

　　心理学家马里奥·米库利茨（Mario Mikulincer）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交易型依恋（Transactional Attachment）；

　　他认为“当情感联结被量化时，依恋的安全性将让位于计算的精确性。”

　　母女两人之所以会有这个官司，导火线就是那十几万的养老院费用归属。

　　但往根源看，经济纠纷的源头是母亲卖房换来女儿的赡养，两人的母女情感在母亲这里化为了一种类似“购买赡养服务”的意愿；

　　或者说是为了防止“无人照料”以全部身家换来女儿当下的陪伴；在女儿那里，亲情则不足以成为其赡养老人的动力；

　　需要经济资本来进行一种“对冲”，同时490万是真金白银，但赡养母亲的劳动则无法预料。

　　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便女儿返京之后，跟母亲也是各自居住，实际上跟原本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距离上缩短了而已。

　　母亲的地位和尊严即便在失去了房产之后，也仍然还是无法存在。对于女儿而言，赡养只不过是“拿了钱不得不做”的事，并非发自本心。

　　母女两人即便签了合约，也更像是一种以金钱为保障的情感折现（affective discount）行为。

　　认知心理学家茹施（Eleanor Rosch）就曾感叹：“人类是唯一会把未来情感折算成当下数字的物种。”

　　情感与金钱一旦纠缠，就不再纯粹。

　　无论是中国人讲究的孝道，还是西方社会中基于家庭责任的对长辈的关爱，都是建立在代际互动中产生的“亏欠-补偿”机制基础上的。

　　法国人类学家杜蒙（Louis Dumont）有“传统孝道依赖‘延迟互惠’——父母养育幼子，子女反哺老年。”

　　这样的推论。所谓“互惠”，当然强调一个“互”字。

　　放在靳大妈的事件当中，女儿作为晚辈，能够出世、成长、独立生活；

　　都离不开父母当年的哺育，这自然是要“偿还”的，而最好的偿还方式就是赡养。

　　靳大妈也是一时心急，490万都给了，又在十几万上不愿放手，宁愿和女儿对簿公堂。

　　可能那十几万在她看来不仅是养老院退回的费用，也是自己和女儿之间仅剩的一点情感。